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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衣的成本,那也是不小,布料棉料衣料在当时,都是紧俏物资。在1960年代的天津,一件“涤棉卡其男制服上衣”要卖19元,一条“涤棉卡其男制服裤子”卖14元。上下一“配齐”,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就出去了。所以那时的工薪家庭,“买衣服”真是难得的奢侈事。就算“过年穿新衣服”,也多是自己买料子做。至于平时?那真是“缝缝补补又三年”。
比如1962年,李振恃刚走上乒乓球道路时,除了“省一个星期菜钱”买球拍外,母亲还把家里的大衣卖了,给李振恃哥俩各买了一双球鞋,外加一块海绵和一个球网,总共花了十块钱。这就是“妈妈给李振恃打球的全部支出”。也正因如此,那一双球鞋李振恃穿了三年,补了七块补丁,哪怕后来因为长身体穿不下去,“还舍不得扔”。
还有一些今天司空见惯的日常用品,放在当时,都是“天价奢侈品”:比如糖果,在1960年代的天津,一级白砂糖要八毛八一斤,红杏软糖两块七一斤。要知道,当时北京条件较好的工薪家庭换煤气,一罐煤气价格也不过两块七,相当于一斤红杏软糖的零售价。同时期的上海人结婚,男方如果能用两三斤糖做聘礼,也是非常有面儿。
还有塑料制品。上世纪六十年代,人们常把“塑料”叫做“化学”,以体现其高大上地,价格当然也高。1963年时,一只“化学肥皂盒”(塑料肥皂盒)要卖七毛五,相当于一斤羊肉。一双“化学凉鞋”(塑料凉鞋)零售价两块五,一只“化学梳子”也要卖三毛三。对于那时的普通城乡家庭来说,这类“便宜货”,轻易不敢买。
更重要的是,就算在六十年代,手里有大把的钞票,可如果手里“只有钞票”,那恐怕也是什么都买不成。因为那个年代的一大特色,就是凭票供应。
在那个物资无比紧缺的年代里,国人的日常消费,都是有“定量”。比如北京市的居民们,除了买粮要用粮票外,买副食品就要凭《北京市居民副食购货证》。每人每月能买2两食糖和一斤盐。
还能凭油票每月买三两食用油。每户每月还可以买半斤稀黄酱。上海市在六十年代初时,发放的各类票证,更在五十种以上。比起这些条件较好的大城市来,其他地方的“凭票供应”,当然也更加严格。
放在整个六十年代里,买粮买肉买油都需要“粮票”“肉票”“油票”,另外还有“工业券”,购买毛巾毛毯电池铁锅暖水壶雨伞等日用品,都是“凭券”。以一些经历过六十年代生活的“老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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